能說出來是很了不起，總比憋著的自甘墮落留著個希望。
瑪雅文明說2012年是末日到來，我確也認真看待這樣說的期限，文明有崩解的一天，相信篤定的美麗是人為的，不該只是觀者獨有的興味，我又不由得憶起祈克果的句子﹕
「我們這個時代，在本質上，乃是一個沒有熱情，只重理解和思想的時代，有時亦發出熱忱，但轉眼又如黠鼠般歸於緘默。」 (Kierkegaard, The Present Age, 1962)
祈克果舉例說，奉上帝的意旨犧牲兒子的亞伯拉罕，抱著個堅定的意志，在信仰和倫理的矛盾當中逼視出個人的抉擇。
他原指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，背景在十九世紀的歐洲，看來二十一世紀也如是這般困惑，或者說是，成為基督徒，變得順理成章，就會corruptive，沒法正視個體的存在經驗，無法認知信仰的意義。
個體除了是個觀察者，更是行動者，在自己之內的中心，人是自由的，因而說有「或此或彼」(Either Or)的抉擇。要若成為「感性者」，憧憬浪漫的愛情而誘惑對象，在半夜離開以後，試驗的時刻結束了，很快被遺忘，與及成為一段抽象的過往。但對於一個認真的誘惑者來說，這一段剎有介事的過往，可幸地成為了憂鬱回憶的對象。可能只不過是將感性絕對化，以為感性有存在的自足，沒有享樂主義以外的投入，生活於分離於「現在」的世界，像我，在一現即逝的夢境中執迷不悟。
苦難的意義，希望在潘朵拉的盒子裡，你該相信往內心摸索的，回憶是recollection而認知真理的，即使經常在黎明時昏睡不遇，也得留著做夢的時分，必要之時尋找外在的啟示，比較接近的，可能也未必能完完全全實踐願望，可在路上留下過的足印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和明白，那都是無悔和值得的，只待你找上屬於自己的行道，踏上在地上約好的旅途。
嚴歌苓說的，displacement: 「就是自己突然被扔進、被置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這個陌生對作家來說，是一個福分，一個幸福。…當到了一個陌生環境以後，你才重新醒悟到，哦，你是一個人類成員，僅僅是成員而已，你就會對許多事情包括你國家的歷史重新思考、定位，包括對你自己。」(《一九四九以後》，頁480-481)
故曰「寄居者」，又曰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。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? 」，我們怎也無法抵禦行旅的誘惑和創傷。
